2022年,全美已有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州等7个州要求K-12(幼儿园最后一年至12年级)教学中必须涵盖亚裔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美国中小学历史和社会学课程指导大纲标准中,已列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但其准确性和全面程度不尽人意,导致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可能出现偏差。
教科书作为孩童了解世界的窗口,将奠定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其一生。美国教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刘敬辉(Jack Liu)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美国孩童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启蒙的主要渠道,探究美国教科书背后的中国观。
中新社记者:一般来说,美国K-12学段的孩子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有哪些词汇可以代表中国?
刘敬辉: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美国并非主流,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了解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以加州为例,当地孩童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身边不乏华人或华裔同学的身影,因此见怪不怪。然而,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同学仅是肤色、样貌与自身不同,其他并无太大差别。
实际上,美国人是从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看待华人的——美国有三大少数族裔群体,非裔(Africa Americans),墨西哥裔(Chicano或 Chicana)或拉丁裔(Latino Americans),亚裔(Asian Americans)。这里的亚裔与我们印象中的亚洲人概念不同。在我们看来,亚裔主要由东亚群体组成,但美国把所有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印度人也涵盖在这一大概念中。
至于哪些词汇与中国有关,“熊猫”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至于孔子等历史名人,由于仅出现在课堂中,并非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因此不会过多关注。
中新社记者:美国学校提供的汉语教学或中国的历史教育能否被视为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他们从教科书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刘敬辉: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除非其父母曾去中国旅游,或他们有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教科书应是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渠道。然而,学生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仅是一部分中国文化,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了解甚少。
美国学生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开始接触中国早期古代文明。在美国教科书中,中华文明被列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除我们所知的四大古文明(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美国增列出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因此,美国学校并未将中国历史单拎出来细致讲解,孩子们也是将华夏文明作为古文明之一来学习记忆的。
中新社记者:美国课堂在介绍中华文明起源时,有哪些特点?其中对东西方历史的对照研究比重大吗?
刘敬辉:美国教科书以时间为线索、按主题将同时期的几大文明对比讲解。
例如美国教科书基于“轴心时代”学说,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作比较。“轴心时代”学说认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同时存在。
美国教科书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整个欧洲、甚至西方文明,奠定了各类学科发展的基础;在遥远的东方,孔子则是同时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开创儒家学派,创办私学。
书中还特别提到,与苏格拉底并称“希腊三贤”之一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创建了Academy(学院),作为人们交流所学的场所,西方自此形成了辩论的艺术。而同时期中国的“稷下学宫”能与之媲美。稷下学宫现位于山东淄博,是齐宣王为各学派学者设置的辩论场所,许多已有声名、著书立说的学者在那里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这些内容鲜少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课本中,反而出现在外国的教科书中,这是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辩论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一环。
再如美国教材中讲到罗马时会介绍中国汉朝,将罗马鼎盛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汉朝,因为汉建立了一套不同于秦的统治思想,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也因为佛教于汉明帝时期最早传入。教材中则侧重讲丝绸之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相关知识。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美国课本上的知识能否让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足够准确、全面?若不能,不足之处有哪些?
刘敬辉:实际是不全面的,由于美国教材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以对比的模式教授,因此各个文明都是以断点的形式呈现。就中国历史来说,美国仅介绍了几个朝代,因此学生在学习时会遇到许多困惑。
与此同时,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模式往往过多以美国的政治和国家利益为中心,从西方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解读中国。
如美国小学课本在突出孔子的为官经历时,将其鲁国“司寇”的官职直接译成“司法部长”。在介绍儒家思想时,美国中小学课本也仅集中于孔子个人的思想成就,将儒家思想看作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只取前期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做片段化的截取讲解。
到了大学阶段,美国教材则将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来讲,就是儒教,英文同样写作Confucianism。这种解读实际是将西方宗教的框架体系套用于中国所得的结论。
在西方,包括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认为,宗教改变了欧洲,宗教带来了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也沿用宗教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是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离美国青少年距离较远,那他们是否了解在美华人的情况?除课本外,有无其他知识普及的途径?效果如何?
刘敬辉:目前美国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华人移民史的内容基本缺失,部分大学会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其中包含华人移民史。另外,由于教科书由各州制定,因此情况存在地域差异——在华裔人口较多的美国西部,会有更多高校设置相关课程。
实际上,一些与华人移民相关的历史文化早已浸润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书中不讲,美国人不会意识到。
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个英文短语实际是华人创造的。19世纪中期,一些在美修建铁路的华工略懂英语,他们将中英糅杂在一起,创造出了“Long time no see”的说法。虽然语法有错误,但这一短语自此进入英文语言体系,并成为主流。还有“tea”源自广东话里的“茶”;“silk”就是中文的“丝”,读音很相近。
除课本外,华裔名人也是美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的窗口。且随着近年来亚裔平权运动在美兴起,更多美国人对华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第三代华裔移民黄柳霜登上美国货币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黄柳霜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的华裔演员,实际上她也是首位批评好莱坞种族歧视、同工不同酬的女性。
中新社记者:目前,全美7个州的K-12教材中有关中国或华人的内容大致有多少?如何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刘敬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字显示相关内容占比,但该比例是逐渐增多的。其中一个表现是,教科书中开始出现描绘华人的插画,以前这些插画主角都是白人。而这一现象不局限于历史课本,数学书中也能看到华人父母搂着孩子学数学的插画。
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最佳途径是赴华留学。我曾于2008年带领美国学生去山东青岛游学,让他们跳脱出教科书里有关古代中国历史的只言片语,亲自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发展。
实际上,这一教学方法的效用已在东南亚得到充分印证。菲律宾华人企业家陈永栽在培养子女接触中华文化时分三步走,第一是学华文,第二是到中国各个省份参观探访,第三是将他们送进北大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美国基础教育可以借鉴。
中新社记者:自小形成的对华印象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过程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初始观感在塑造下一代涉华认知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敬辉:美国青少年自大学一二年级接触通识教育,再加上阅读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赴华游学后,才会形成较为完整的对华印象。但他们的中国观却是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启蒙的。
中国观通常存在学生或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当外界产生事件(events)时,会激发对“事实”的认知并形成观点。这种认知和观点来源于他们曾经接触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长久的主流社会文化氛围的感知。
我主导的一个中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厘清美国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关键词,有利于了解美国青少年所学习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相关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从而掌握美国高校学生的已经逐渐形成的中国知识框架。
希望未来编写一本工具书,以兴趣为起始点,解密中国观背后的关键词,令美国青少年读者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塑造比较全面准确的中国观。简单来说,就是用关键词引出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完)
受访者简介:
刘敬辉(Jack Liu),美国教育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为汉学、中国文明、德鲁克跨文化管理哲学。
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吉好彩票地图 |